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主办，昆山市侨办、江苏省侨商总会等承办的第十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暨新中国七十年企业发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7月10日在江苏昆山市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昆士兰大学、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匹兹堡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就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企业发展分享其研究成果。

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隋军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次论坛将从长时段的维度与比较视野，深入挖掘中国企业发展的渊源流变与历史遗产，聚焦于国企改革与侨商创新升级，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企业成长的特点与经验，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内涵与理论启示；从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 “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研究”、“新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和“华人华商研究”、“‘一带一路’海外研究”六个以企业史和华侨华人史为线索的主题展开了专题研讨。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发表题为“跨越式发展的实现路径——基于中国水运建设业的考察”的主旨演讲，回顾了中国水运建设业不断改革探索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世纪以来超出预期的高增长也带来一些认识误区。该团队研究成果揭示跨越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经济体系营造制度环境下，国企艰辛探索走上现代公司治理，从而激活创新主体，在开放与国际竞争的千锤百炼中脱胎换骨。具体路径还在于，需求诱致市场扩大，技术进步驱动，人力资本涵养，以及央企的协作平台与大国工业体系等。中国水运建设业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缩影，如何克服障碍、防范风险、应对国际竞争是未来挑战与机遇的关键。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讲席教授方涛发表的主旨演讲题为“全球人才政策与创新创业战略”。方教授指出，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让经济发展的模式、轨迹和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教育程度高、技能水平高、经验丰富、富有冒险精神的高层次人才在创新创业上的杰出表现是各国竞争的焦点，各国竞相制定和调整人才和移民政策，以期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我国也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人才的战略和政策，依托经济高速发展的吸引力，制定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才竞争战略。

研讨会主旨发言

主旨演讲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龙登高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的发言关注近代中国工商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演讲以介绍企业文化具有的几种功能开始，再以张謇、范旭东、宋斐卿、卢作孚为例，介绍近代企业家利用企业文化经营管理自己的成功经验，以期对今天的企业家有所启示：张謇在南通大规模农工商也实践中体现了儒商情怀，范旭东在民族化工业经营中坚持科学主义，宋斐卿着重基督教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东亚精神”，卢作孚奉行经世致用的企业文化，股本扩张迅速，民生轮船公司在近代发展令人瞩目。最后朱教授指出他们企业文化的共同之处在于共同目标激励员工共同追求，企业文化使之成为有机整体，同时企业家身先士卒，这三点使得企业文化在近代企业经营中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院的演讲题为“近代‘海派’企业及其当代意义”，探讨海派企业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海派企业”基本指代历史上的上海企业以及上海企业家的特点和特质。近代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形成了特有的海派企业，企业集中，处于经济中心地位，并产生企业集聚效应。海派企业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企业家来自五湖四海，尤以沿海省份居多。海派企业及海派企业家之所以能引领全国，还因为其具有创新、和谐的企业文化与开放、冒险、崇尚经商之道的企业家精神；以陈光甫、许冠群、刘鸿生、荣氏兄弟的事迹为例阐述其企业家精神。海派企业、海派企业家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与现实面临的共同问题，企业文化及企业精神所具有的恒久生命力；更在于企业家的素质及自我修养乃是任何一个时代企业发展的基本支点也是企业发展中最稀缺的资源。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曾玲教授的演讲题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团经济研究”。社团账本是从华人社会经济史视角考察与研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经济档案与文本文献；其最突出特点为传承传统中式簿记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殖民地时代与华人社团管理相适应的会计系统。华人社团账本以“数字”“实录”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从中能够观测到其社群边界及社群关系的运作、组织机构等内部关系及与个人、会馆、商业机构等外部往来；深具文献与史料价值，透过对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反思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拓展包括“华人社团经济史”等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研究的新内容与新领域。

暨南大学高伟浓教授着眼于海外移民，以巴西新移民华商为例探讨拉丁美洲华商的生存发展现状与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与巴西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特别是21世纪开始以来，两国经贸往来持续迅速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新华侨华人）来到巴西，成为巴中经贸往来的主力军。他们将中国的小商品进口到巴西，满足巴西民众的需求。随着中国小商品质量的提高，华侨华人的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形象也随之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新移民还利用自己熟悉当地政情、国情、民情的优势，先后将其他很多中国商品和高技术产品进口到巴西。到今天，则尽力帮助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进入巴西，有的华商还与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他们继续为发展祖籍国与巴西的经济文化往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

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教授主持并点评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专题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通过研究张謇大生集团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新型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的资料，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是如何选择不同的制度的，以及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何混合使用不同的制度来完成生产组织。通海垦牧公司既雇人自耕土地，也有租佃。这种制度选择中有明显的非经济因素，包括张謇安顿民生、社会自治的追求、以及其生产组织的复杂性，但影响最大因素的是分地。分地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一场斗争，股东更在意短期的利益，而经理人更关注长远的未来。

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讨论了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初期新式企业的产权保护存在的两种机制：一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中通过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产权保护，同时“官权”与“股权”共同界定了企业的产权关系，他们共同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二是民办企业中企业家通过捐官纳衔的途径来提升社会地位，寻求产权保护。并通过面板模型证明：民办企业发展对捐纳具有促进作用；“官权”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具有重要作用。

安徽师范大学马长伟副教授研究了北四行联营集团契约性的竞合关系。北四行彼此合作，互为帮衬，具有“相容性集团”的特点。在具体业务上互不牵涉，彼此竞争，具有“排他性集团”的特点。1921-1932年，北四行之间的新的竞争性关系比较明显，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增加了成员之间的经营成本与风险。1931年，中南银行基于发钞主体银行的身份，重新设计了联营制度，降低了四行的合作成本和竞争风险。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大幅提升。

南京邮电大学李沛霖副教授就近代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经营与管理的视角，以其公司创建与组织管理、设施忝建与车轨建设、运营路线与执行票制以及营业损益与财务信息等四个界面，全景展示了近代电车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说明了以英商电车公司为近代上海的电车业成为保证上海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动脉。推广其意，近代公共租界电车业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交错共生、覆合共存，不仅使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更形加速，亦投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向现代递嬗的独特掠影。

清华大学伊巍博士讨论了浚浦工程局的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认为浚浦工程局是一种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由多元的利益相关主体组成董事局及顾问局。机构管理公开透明，全权委托“洋”总工程师担当机构运营大任。其法人产权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障。这种法人产权形态有别于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是以社会组织多样化发展为制度基础，显示了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与制度创造力。

南京大学博士生黄河整理归纳了抗战企业史的研究著述，厘清了迄今为止学界对抗战时期国营企业、省营企业、兵工企业、企业制度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内容、方向及趋势。尤其通过对轮船招商局已有研究的分析，探讨了拓展抗战时期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研究

“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研究”主题研讨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霖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祁敬宇主持及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研究了1949-1966年工业生产领域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及其效果，指出，增产节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对物资短缺而采取的重要的发展生产的手段之一。通过增产节约，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提升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同时，也伴随着浪费现象。对此，要取客观辨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巫云仙关注法商视野下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她认为在企业经营和商业活动中，充分考虑企业所面临的法律约束、理性约束和人性约束，将企业所有者、员工、顾客和社会利益相互统一，达到互益和多方共赢的目的。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对民国十五年汉口中资银行的发展及银行业务展开研究，发现银行兼营这些“新式”业务为汉口近代金融体系的健全，金融手段的多样化提供了助推力，也使得在汉口各种金融衍生行业更迅速地趋于成熟，加强了汉口与湖北各地区的金融联系，奠定了汉口在民国期间的金融地位。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客座助理教授曾召金基于工厂档案的微观考察（1949-1980），以保晋工厂成立以来的发展变迁为案例讨论了新中国企业产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力、合法性，及社会变迁的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凝霜就建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路径与历史经验，研究了思想、制度与企业组织。她指出，要重视分析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浙江传媒学院讲师周勇军就1924年江浙战争后江苏企业家慈善救济活动述论展开研究。他通过考察江苏企业家的善后工作，探究当时江苏的地方治理能力及企业家的利益诉求，亦探究江苏地方社会格局及其影响。

新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研究

新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研究主题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刁莉副教授主持。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严晓菲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展开讨论，回顾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发展变迁，指出其主要创新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并对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做出展望。她认为当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仍需要继续寻求在国企分类改革和员工持股制度等关键领域的突破，以更好地满足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并助力新时期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蜕变。

另外几位学者分别以海河工程局、招商局和上海振华重工为切入点探讨新中国国有企业在各阶段的发展实践。

中国政法大学熊金武副教授分享了基于海河工程局史料对新中国初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借助档案材料梳理了1949-1952年海河工程局治理结构的变迁，指出党的领导在企业组织中的突出表现，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展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理论探索。他提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保证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得以贯彻执行的关键，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独特之处和比较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常旭副研究员研究了招商局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面临外部冲击的战略调整，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前招商局战略的初步调整到全面应对的系列举措，总结其历史经验，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招商局史研究做出补充与扩展。他认为招商局企业战略调整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招商局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并围绕发展方针提出人事、财务、组织管理等具体应对措施。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总结招商局企业战略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历程。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博士后陈碧舟以上海振华重工为案例探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发展战略。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上海振华重工海外战略的调整变化，观测了这一战略调整的结果，并从振华重工的案例中总结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发展的成功经验。振华重工的典型案例说明，“一带一路”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改变经营战略提供了新机遇，在显著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与发言人就具体问题展开对话，肯定了各位学者报告的研究价值和学术贡献，并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

比较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

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黎志刚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巫云仙教授主持了“比较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主题研讨，与会学者从金融业和商业的微观研究与商业思想史和学术史两各方面分享了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详细讲述了清末民初，新式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并逐渐与传统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取代票号的历史过程，认为票号的衰落一方面来自辛亥革命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因为本国银行替代了票号原有的金融功能。新式银行对票号的替代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是金融新业态对旧业态的置换。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郜明钰介绍了近代天津地区特有的地域性倾向清算方式川换拨码的产生背景，认为拨码制以地缘和人缘为基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促进当地资金周转；另一方面因其二元结构而导致交易费用上升，阻碍商品经济发展。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晓锴副教授介绍了清代民国时期山西茶叶商人在茶叶生产、运输、经营、销售的过程中形成的标准化、制度化的办茶规程，以及这些规程的创新性传承过程。从中体现出了山西茶叶商人精工细作、专业经营、开拓创新的品质特征。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以1940年后科尔转型研究企业家史为考察中心，研究认为科尔与N·S·B·格拉斯领衔的企业史哈佛学派的管理学范式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企业史研究的基础。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祁敬宇教授以陈焕章1909年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为例，阐述儒家经济思想对中国近代经济理论的影响，中西经济理论的融合与发展，以及儒家经济思想对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等问题。

华人华商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教授和温州大学商学院张一力教授主持并点评了“华人华商研究”主题研讨。

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黎志刚教授从中山商人跨地域移民经验来看华商研究中移民和日常生活研究的问题；利用中山商业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和方面。《永安月刊》、《良有》、《申报》等刊物中的图片和数据，了解中山商人的经营手法和如何引导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他指出，跨国移民、贸易和流动因其有助于塑造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已成为研究华人和侨乡日常生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施雪琴副院长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她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印尼华裔企业家是参与建设华人历史博物馆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捐资兴建华人历史博物馆的行动充分彰显了华人企业家在传承华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张应龙教授基于口述史资料对厄瓜多尔的潮汕商帮展开研究。他认为该群体具有鲜明的家族性，基于宗亲关系基础的商业关系使潮汕商帮免于内部无谓的竞争，而互助互让的精神则促使潮汕商帮获得错位发展。家族性的移民特征有助于潮汕人在厄瓜多尔的商业成长，但也影响到厄瓜多尔潮汕人的移民活力。

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研究员周云水用现代企业管理以及传承理念反思近现代客商群体的思维模式，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探寻这一商帮的思维共性；通过探讨他们创业的原动力和牵制客商思维局限性，总结其家族管理思维以及传承思维的特点和局限性。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邢菁华勾勒了“善二代”这一社会群体，高度评价了他们所具有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及其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的各种新形式的尝试。她指出，“善二代”正在重构公共利益的逻辑，塑造一种新型慈善领域。

“一带一路”海外研究

“一带一路”海外研究讨论组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燕红忠教授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张应龙教授主持。

温州大学商学院张一力教授以“冲突与适应机制是如何促进移民在流入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索，利用6个非洲温商案例交叉验证了经济移民在安全、文化、经济和政治四个维度的螺旋式适应过程，修正了已有的社会冲突与融合相关理论和研究，提出了海外华商从面临冲突走向适应的适者生存机制，并从华商、流入国、中国三个层面提出现实性的对策。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的博士后贾俊英通过分析林绍良的人际网络、三林集团的企业网络以及林绍良的社团组织网络，认为海外华商网络以海外华人商业群体及其商业活动为主体，以个人社会网络和商业经济网络为基础，并多种类型的社团组织网络中加以扩展和巩固，以共同利益为核心，整合各地资源，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吸纳新的要素。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雷小苗通过分析对比日美贸易战期间半导体产业和汽车产业两个“高科技产业”的兴衰，指出贸易战没有阻止日本产业崛起，反而促使日本经历了7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和繁荣。她认为日本经验对中国的现实性启示，中国应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并引导流动性过剩货币投入到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及高科技等领域，防止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印尼新报总编辑（资深报人）李卓辉提出印尼华商参与祖籍国的艰难投资建设是一部波涛起伏的壮丽史诗，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开辟致富道路和公益慈善事业等领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列举了林如光、林文镜、苏用发三位印尼著名华商在中国投资建设的突出成就与贡献。同时他向中国各界提出要重视印尼华人社会华文教育、华文传媒的可持续发展，建议中资企业支持文教事业，注重回馈印尼社会。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刘伯孳以20世纪上半叶与华侨银行相关的侨批、汇票、交易单据为依据，说明印尼和闽南、潮汕地区之间的金融互动状况，展现了侨批局与华侨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刘伯孳认为，巨大的区域间汇兑市场使得华侨银行吸收侨批局的运作模式直接经营侨批业务，而侨批局和华侨银行的金融互动形成了印尼与闽南和潮汕之间区域金融的多样性，促进了区域经济贸易活动。

此次论坛还举办了题为“纵论全球华商发展 智汇产业科创之城”的企业家对话，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邢菁华主持；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董增军、宜生环境技术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宜生,美国Easen International)董事长庄平、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义和、瑞峰资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政峰等参与讨论。

此外，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全球化智库（CCG）也分享了其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了《“一带一路”沿线华侨华人史话丛书》新书发布会和《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9版新书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