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

龙登高

《金融博览》2018年第6期卷首语

十几年前我在耶鲁、哈佛、剑桥大学访学期间，发现在它们的校园里都有香港华商捐赠的大楼、图书馆， 或冠名的机构。后来在伯克利、斯坦福、牛津等名校也看到香港华商的捐赠与慈善项目。清华、北大与国内高校亦随处可见港澳华商的善举。这些慈善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捐助，令人由衷敬佩。

华商的事迹，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中国内地富豪近年在慈善事业上的建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相比而言，捐赠动力仍有所不足。一是因为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创业与成长的，真正具有捐赠能力的富豪新世纪以来才大量出现，事实上近年来富豪的慈善行为越来越多。二是发财“原罪”的意识形态，“剥削”、“仇富”的社会心态抑制了富人们慷慨解囊。三是慈善激励机制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就是将社会剩余以税收形式集中于政府，转变为以捐赠形式分散于社会，因此有些国家对捐赠资金是免税的。中国还处于转型期，目前主要以政府官办慈善机构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为主导。与此相关，其四是慈善的基础有赖于社会、市场与民间力量的发育。

至今仍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传统中国缺乏民间自组织机制与能量（如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所言），因此民间慈善基础薄弱。这是一种以今匡古的论调。事实上，至迟自宋以来，民间组织的善堂、救济机构非常普遍；私塾、书院则承担了主要的基础教育乃至部分高等教育，甚至千古奇丐武训也能利用金融市场、地权市场、法人产权与理事会制度兴办义学。各地广泛存在的义渡、桥梁、茶亭、道路乃至水利设施，也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建造的公益事业。我刚完成这一研究成果，为此深深感动，亦颇多感触。在民主推选、自愿奉献的基础上组成理事会（首事、首士），募捐筹资，兴建公共工程，定期维护；拥有法人产权属性的土地与资产，拥有可以增值的基金会（会金），因而奠定了公益事业独立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制度支持。一些公共设施历经一两百年仍在使用， 甚至有的宋代桥梁逾千年而不衰。更不用说，在基层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士绅、宗教，及各种“社”、“会” 普遍存在于工商业、金融市场、娱乐体育业等，从不同层面组织、经营管理着民间事务，并与政府相互配合， 相得益彰。这种朴素的民间自组织制度，既是历史上慈善与公益的承担者，也构成中华慈善传统的制度基础、社会氛围与经济支持。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对慈善文化的传承，也表明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华人在海外重建了各种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以华商与侨领为核心形成了各种华人社团，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互帮互济，处理群体内部事务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包括血缘纽带的宗亲会，地缘与方言纽带的同乡会馆，以业缘为纽带的商会，以信仰为纽带的各种宗教团体，等等，形形色色，丰富多样。“达则兼济天下”，成功华商富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不仅承担着华人社会的公益与公共事业，而且反哺当地社会，或回馈家乡与祖籍国。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各地的华文教育就是他们自发组织而发展起来，形成华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体系，却不需要当地政府出一分钱一分力。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富有生机的自发秩序与内在活力的自生机制。

华商弘扬中华慈善文化，彰显社会责任与情怀，对世界繁荣与和平贡献卓著。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