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于7月29日至8月3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举办。8月1日，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办、龙登高教授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ierre van der Eng教授联合组织的分会场“Centennial Enterprises as Sources of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新兴经济体百年企业及其创新发展”）成功举行。

论坛分上下两场。上半场五位学者集中论述中国近代企业史。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伊巍、王苗的报告“The Foreigner Engineer-in-Chief as CE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Dredging Industry”（《洋总工程师负责制与近代航道疏浚业》）指出清末海河工程局和浚浦工程局相继在津沪两地诞生，主要负责两大港口的航道疏浚和维护，成为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发端。两局均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其聘用的流程和规定形成严格的制度，提名筛选，不任人唯亲，这是明显区别于当时很多洋务企业的特征。其聘用机制、工作权威性与独立性，反映了两局机构性质和运营特点。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和聘用外国专家，广泛而全面地接触和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疏浚技术和装备，采用西方经营管理模式，并加以本土化适应和改造，推动了中国疏浚事业的高起点发展；并培养了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而为中国现代水运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上海大学李瑊教授的报告“Leadership role of Ningbo Merchants in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practices in modern Shanghai industrialization”（《技术创新与实践引领：近代上海工业化进程中的宁波商人》）在分析旅沪甬商阶段性特征的展现及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基础上，着重考察近代上海工业发展创新机制的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变迁、制度因素对企业发展和转型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方书生的报告“Tracing the 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Match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centered on Liu Hongsheng enterprises, 1900-1958”《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与绩效：以刘鸿生企业为中心（1900-1958）》通过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分割和替代，以及市场对企业的反应，分析了中国匹配产业市场结构在1900 - 1958年间的演变，不仅得到了完整的路径图中市场结构的异常演变，也观察了它们的表现和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绩效以及早期市场结构演变的广泛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琳的报告“Innovation and Monopol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etroleum Corporat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a,1946-1949”（《创新与垄断：近代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制度的形成与演化1946-1949》）以资源委员会中油公司为中心，重点梳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探讨近代中国石油工业企业近七十年的发展轨迹，不仅是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丰富，更试图以此思考二战结束后，发展国家重化工业企业制度的创新动力与创新形式。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曾召金博士的论文“Nourishing Shanxi: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hinese Hinterland Economy, 1907-2004”（《本土企业家、地方工业和二十世纪中国内域经济的转型：以山西保晋公司为中心1907-2004》）通过本土创业和区域产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经济转型。 本文的案例研究主要集中在1907年至2004年山西商人及其最大的工业企业——宝津煤矿公司的兴衰。

下半场五位学者分别论述印尼、泰国、菲律宾与中国的现代企业史。

东京大学的Takeshi Mine教授的报告“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scal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nitrogen fertilizers in the day of Mao Ze Dong and the innovation afterwards under the open door policy”（《毛泽东时代氮肥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开放政策下的创新》）分析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发展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原因以及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如何改变。

湖南师范大学盛小芳、欧阳峣教授在“Innovation or rent-see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talent allocation in modern China”（《创新或寻租：现代中国制度与人才配置的关系》）中提出运用生产性（如创新）和非生产性（如寻租）活动之间的人才分配理论来分析企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式以及为何最终几乎死亡，并得出结论：制度决定人才创新与寻租之间的分配，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增长。

Uppsala University 的Asa Malmstrom Rognes教授“Governing Family Firms for the Long Term in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长时段管理的家族企业》）聚焦家族企业的研究，谈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几代人保持或失去这一点。

牛津大学Panarat Anamwathana的论文“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mi-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in Thailand in three sectors: textiles, sugar, and gunny sacks, 1932-1957”（《追踪泰国半政府企业在三个领域的发展：纺织、糖和麻，1932-1957》）通过对二战战前至战后的经济动荡，追溯了国家的产业 ——纺织品，糖和麻， 文章认为，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下的发展对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张姣、龙登高的报告“The Impac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donesia”（《华裔企业家对印度尼西亚工业化的影响》）通过对二战后以林绍良为核心的印尼华商的研究，发现“裙带资本主义”的看法存在偏见，华商不但积极响应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号召，同时通过资源配置建立大规模的合资企业，推动了印尼工业化的进程。

北京大学颜色教授、香港大学李培德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ierre van der Eng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博翼分别对相关报告进行点评。三十余位世界各地的学者出席本分会场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