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0日，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教授阿梅龙 Iwo Amelung应邀做客清华经济史论坛，以晚清和民国时期为例，用其生动的“中国话语”（中文），分析讲解了科学概念与科学本土化的发展。

阿梅龙教授说，在描述现代科学的出现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谈到 “宇宙科学之海”（sea of universal science）融入“中国科学之河” （river of Chinese science）的说法。科学在本土实践中，可完全不受地域限制，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实现，这个看法跟李约瑟本身的具社会主义“科学国际主义”（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的思想有关。现代科学被描绘成一种真正的“全球化”的努力。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情况，必须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科学”在本地进行了“借用”（Appropriation)的经验，阿梅龙教授把这个“借用”理解为“本土化”(localisation)。

西方科学的流入始于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播。19世纪90年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西学中源”理论受到批评和攻击，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导致了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极贫极弱。而“西学中源”论的积极方面是把中国传统知识重新进行分类，对中国“旧学”的全新评估和全新认识，而重新分类对20世纪20年代“本土科学”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中国的科普活动主要讨论西方科学的成就，突显了中国的不足应当来源于当时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弱势话语”有重要动员的作用，跟“科学救国”话语出现有密切关系，因此不少年轻学者赴国外留学，希望这样可以参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科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

中国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科学”的体制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科学派”在论战中获胜。唯物主义思想家吴志辉和陈独秀为“科学万能“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科学”思想在1920年代获得了一定发展。如果真正要实现科学进步，需要在民众中大力普及。科学必须真正地融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换言之：科学需要“本土化”。

如何把“西洋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周建人（鲁迅之弟）认为：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中国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中国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谓之“科学的中国化”，即科学的本土化。

科学本土化是科学普遍化过程中的一部分，结果就是有效地将国外的知识应用到本地实践当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借用，即国外的知识被本土系统所框架，在中国被称为“中体西用”。“西学中源”假说属于本阶段一大特点；第二阶段：根本怀疑本土科学知识的效率，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第三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即利用本土知识为了推进普遍科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关键的重要性。许多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科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的“本地化”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主持了本次清华经济史论坛，并做了评论。

（供稿：伊巍)